杜甫的家务诗主要作于夔州，以琐碎家事为主题，同时指向两个方向，既通过将帝国价值观引入私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来确认杜甫对公共关怀仍有所承诺，同时又讽刺了这些价值观，突出了一种滑稽的不协调性，因为这些主题通常不受诗等高雅文化形式的关注。这些诗成了笑话，嘲笑着杜甫想把帝国价值观用于唐皇权边远地区凡俗生活的徒劳。与此同时，这些诗常常借忧郁的反思来削减这种幽默，杜甫看到了帝国的暴力，反思自己对帝国的长久依赖。
*文章节选自《九家读杜诗》（田晓菲 主编 三联书店2022-10），本文作者卢本德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间，人们常常把杜甫视为一位维系破碎世界的诗人。人们时常肯定，他那些堪称道德典范的诗作表明，《诗大序》中诗与道德、政治的原初关联没有最终消失。杜甫同情当世受苦受难的民众，这说明渺小的个体依然能为帝国言说，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他对安史之乱的真正意义有透彻的见解，这样的洞见也表明了个体主体性和客观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诗人仍有可能以合乎世界真实道德样貌的方式来感受世界。杜甫在这些方面是中国的“诗圣”和“诗史”。一千多年来，诗歌经常被视为一种让诗人沉溺于个人经验和私人主体性而逃避政治和道德责任的艺术。在这种脉络当中，杜甫的使命是维护诗的根本可辩护性（defensibility）。然而，有时候杜甫的形象截然不同。例如，宇文所安认为杜甫是第一个在书写中创造一个私人领域的诗人，而这个私人领域，是由与帝国的意识形态显然不同的主观阐释构成的。宇文所安认为，中唐时期的重要诗人模仿杜甫，他们——戏谑夸张地把家庭空间和闲暇活动阐释为一种私人价值观的话语，以表达对常规价值观的反抗。这些戏谑而出的价值观和意义，只属于诗人自己，它们创造了一个有效的私人领域，迥异于中国道德、社会哲学专横的一面，在这一面中，哪怕独处或家中行为，都是公共价值观等级序列中的一部分。
宇文所安认为，这类诗推动了一种大趋势，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学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作家开始以大小巨细各种方式宣称他们对一系列对象和活动的领属权：我的田地，我的风格，我的阐释，我的园林，我所钟爱的情人。” 因此，在这类诗中，私人主体性与公共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成了问题，造成文学写作与关注帝国命运的道德思考之间的新分歧。虽然许多评论家认为杜甫时时刻刻都关心公共问题，但宇文所安认为杜甫为逃避帝国责任与质疑帝国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典范。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这两种对杜甫的看法来自他庞杂诗集的不同部分。但事实上，杜甫那些私人主体性诗学的奠基之作，往往也是“一饭未尝忘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类两面兼具的诗歌——主要作于夔州，以琐碎家事为主题——同时指向两个方向，既通过将帝国价值观引入私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来确认杜甫对公共关怀仍有所承诺，同时又讽刺了这些价值观，突出了一种滑稽的不协调性，因为这些主题通常不受诗等高雅文化形式的关注。这些诗成了笑话，嘲笑着杜甫想把帝国价值观用于唐皇权边远地区凡俗生活的徒劳。与此同时，这些诗常常借忧郁的反思来削减这种幽默，杜甫看到了帝国的暴力，反思自己对帝国的长久依赖。通过探索公共关怀在家庭生活中的适用性，这些诗歌打破了杜甫迫切想要维系的世界，并在他试图逃避的反讽中揭示了反常的相互关联。
杜甫诗集中以琐碎家事为主题的诗，有些被认为作于夔州时期以前。其中一些诗是传统解读的力证，即帝国价值观甚至渗透到杜甫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道德感没那么强的人可能会注意不到。例如，在通常认为作于秦州、成都期间的《病马》和《棕拂子》中，杜甫咏赞自己流亡时所用之物带给他的支持，显然意在为官事君的理想。相应地，传统评论者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本质上关乎诗人被辜负的忠诚以及辜负他忠诚的那个政府。他称忠诚的病马让他觉得“意不浅”，称自己总是“缄縢”（收藏好）他的棕拂子，这些被解读为他对帝国的奉献没有换来应有的赏识。 这些诗并无特别幽默之处，谈论棕拂子的忠诚可能多少有点荒唐，但说到马的忠诚就不那么荒唐了。无论如何，评论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些主题只是为了引出更严肃的议题。宇文所安认为，直到764年，杜甫在其试图把自己的家庭琐事拔高到帝国大事程度的诗作中才开始遇到真正的反抗。宇文所安重点讨论了《水槛》，这首诗描述了杜甫在是否应该修复他那破败隐居地的水槛一事上犹豫不决。宇文所安认为：“是否修缮倒塌的水槛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不值得用严肃的诗来描写。”因此这首诗的根本张力在于，杜甫为了证明“为什么这件事对他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严肃的诗歌体裁要费心关注如此琐细而平常的事物”，“竟然离谱地援引《论语》中孔子教人‘扶颠’的相关段落”。《论语》中孔子谈论的是治理问题，不是水槛，杜甫把孔子的教诲用于家庭领域，这种荒谬突显出他的成都隐居地与帝国政治的脱节。因此，诗歌制造了一个反讽的分裂世界，说明这些关乎国家的价值观无法轻易地转移到家庭生活领域。“无论杜甫怎样努力赋予自己家中的建筑以意义，它终究只是一个水槛而已，这反讽了他的阐释努力，突显出用力过度”，而这使得诗人最终意识到自己对水槛的依恋，并不是他所援引的高雅文化价值观的例证，只是平凡家常的熟悉而已。水槛单纯地属于他，而他也关心它，但这与帝国所看重的价值观十分不同——这就是私人领域的雏形。但是，大多数中国评论家对这首诗的解读很不一样。宇文所安认为，诗中“恐贻识者嗤”一句，意味着诗人对自己把《论语》滥用于水槛感到不安；周篆（1642—1706）等传统评论家的看法则相反，认为杜甫担心自己在琐碎的家庭领域也没能遵循孔子的教诲而受人嘲笑。从这些评论者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体现出杜甫对正统帝国价值观的衷心认同，而从宇文所安的角度看，杜甫是在反讽。我认为这种分歧并非偶然。在讨论杜甫寓居夔州两年期间（766—768）所写的家事诗时，这种解读的双重可能性在结构上极为重要，表达了杜甫对身处帝国边界和帝国官僚机构边缘的阈限位置（liminal position）的沉思。石涛《杜甫诗意册》之一，见『石濤·杜甫詩意冊』，东京三彩社，1968
毫无疑问，过去不乏描写外省乡村生活琐事的经典诗作。实际上，在唐人看来，诗大概是连接易于脱节的经验领域的最佳方式。《诗大序》不仅认为可以从个体的经验和感觉中察知“一国之事”，还把“比”确立为理解诗义的“六义”之一，比如吃掉农家粮食的“硕鼠”就可喻指贪婪的统治者。根据传说中的《诗经》起源，其所收诗歌采自周朝广阔疆域的偏远人群，目的是向中央朝廷报告各地风土人情。因此，按照这种古典主义视野，夔州这样的穷乡僻壤产生伟大的诗歌也并非不可能。不过，杜甫似乎意识到过于热切地应用“六义”时可能出现的“突降的幽默”（bathetic humor）*。如下面这首诗，当他声称要把夔州园官送来的劣菜“比”为国家的时务时，他就既把自己的诗歌实践与传统的、最崇高的来源联系起来，又嘲讽自己以《诗经》的诗学理论抱怨送来的粗劣蔬菜：园官送菜
园官送菜把，本数日阙，矧苦苣马齿，掩乎嘉蔬。伤时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诗。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
守者愆实数，略有其名存。
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
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园。
园吏未足怪，世事因堪论。
呜呼战伐久，荆棘暗长原。
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
小人塞道路，为态何喧喧。
又如马齿盛，气拥葵荏昏。
点染不易虞，丝麻杂罗纨。
一经器物内，永挂粗刺痕。
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轩。
畦丁负笼至，感动百虑端。
这里，杜甫急于化解读者可能发出的嘲笑，两次宣称自己收到劣菜的事微不足道，不值得为此写诗。他让我们放心，这些蔬菜不是本诗的重点，蔬菜只是用来讨论更大的时代政治、文化状况的一种手段。数百年来，大多数传统评论者都相信他这个说法，如杨伦（1747—1803）称：“本是愤园官侵克食料，却入此大感慨，得诗人讽诫之旨。”但是，诗歌的最后一联也可以说明在杜甫的“百虑端”中或许有一些不那么崇高的关怀。所谓“百虑端”的多样性，其实已经体现在诗中了。从认为送来的蔬菜不好是因为园官“愆实数”（第3行），到直觉这些菜是治理窳败的具体结果（第11—14行），再到以劣菜喻指腐败的政治文化（第15—18行），各方面都说明诗人对自己引经据典来写劣菜“申辩得太多了些”*。而且，诗对诱人的“青青嘉蔬”的想象，也让人联想到早期五言诗描写春日离情的名句。若是《诗大序》为理解这首诗的内容提供了一种经典来源，对这首五言名句的呼应也或许能代表另一种更加接受个人乃至感官欲求的经典先例。除了这些暗示杜甫可能没有成功消除对蔬菜本身的担忧之外，最后几联援引另一种先例重新阐释了本诗——传说中的“四皓”避秦虐政时所唱的《采芝歌》。杜甫反思，这些高士的诗歌与自己的诗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快乐地唱着歌，轻松采摘着无须人力培植、生长在帝国版图之外的灵芝；而自己抱怨的这些粗劣蔬菜，却沉甸甸地压在了那些干脏活的农民背上，他们受命把菜背来给他。这些“负”菜的农民，让我们想到诗首联中的“荷”字，“负”“荷”二字同义，前面杜甫用“荷”字文雅地表达自己对恩主柏茂琳慷慨提供食物的感激之情。这种前后照应似乎暗示着，不同于“四皓”，诗人实际上被他对蔬菜的关注“压垮”了，就像那些农民因为送菜给他而身体上受累一样。这种刻意的转折（twist）不但可能意味着杜甫最终并没有超越他反复引经据典加以否认的琐碎关心，或许还重新评估了他与帝国价值观保持连接的愿望，因为在这里，他恰恰是帝国体制的受益人，牺牲了不那么幸运的其他人。所以，这首诗尽管表面上牢骚不平，却浓缩了杜甫夔州琐事诗中诸多反复出现的主题。从结尾回看全诗，这种牢骚不平本身也是诗歌的重点所在，它把诗人戏剧化为一个老顽固，写作自命不凡的“比体诗”（allegorizing poetry）来抱怨免费食物。这样一来，诗歌重新思考着自身，重新思考着它装模作样地把高雅文化意义引入家庭琐事的努力。这无疑让人联想到宇文所安对《水槛》的解读。但是，尽管这种对诗人自命不凡的自我破坏可能是幽默的，菜园和帝国之间的断裂并没有开辟出一个能削弱国家对个人的要求的私人领域。相反，杜甫正是在对帝国的依恋中表达了与帝国的疏离。他作为“老圃”的失败，既体现出杜甫对孔子的虔诚使他无力顾及其他事情，又表明他无力在夔州这个地方践行孔子的教诲。这种双重约束在本诗诉诸《离骚》这个经典传统时特别明显。《离骚》据称为屈原所作，他大致生活在杜甫当时所处的地区。 一方面，诗歌诉诸骚体，为诗人从事卑微的种菜活动进行辩护，以表明杜甫依然投身于中华帝国的传统；另一方面，把骚体用在这里，同样也可理解为杜甫被南蛮之地感化，而不是相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的语言本身也以悖论方式表明了杜甫对帝国的依附和他与帝国的疏离。
石涛《杜甫诗意册》之一，见『石濤·杜甫詩意冊』，东京三彩社，1968
杜甫诗既表现对帝国的依恋，又表现对帝国的疏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悖论是8世纪诗歌习俗的一部分。诗是（至少渴望是）跻身上流社会的一种手段，举进士要考诗，诗也常用作精英社会生活的装点。不过，不管诗如何融入官宦阶层的生活，最著名的诗人不总是官阶最高的官员，成功的官员自然而然少了写诗的理由和时间。从7世纪末所谓的“初唐四杰”开始，宫廷就不再是文学活动的中心，相反，诗的才能是雄心受挫之人要求国家授予权力的途径。正如麦大维（David McMullen）所言，宫廷与精英文化、文学生产的中心渐行渐远。这一过程对9世纪初私人主体性和私人空间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这主要发生在处于官方权力边缘的“反文化”作家的作品中。到那时，声称坚持该中国传统本身就可能是对帝国实际情况的不满。杜甫还没到那一步——就像前面两首诗所表明的那样，身体上远离帝国中心和疏离高雅文化这两件事在杜甫的诗作中往往混在一起。然而，杜甫在夔州时期写了大量的诗，这种高产对诗和它仍然向往的精英群体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又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不仅因为夔州在文化和民族上都处于中华帝国的边缘，还因为很难想象杜甫抱怨蔬菜的诗会有什么受众。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诗作中，杜甫开始坦率地提及诗作的受众问题，有时会声称他的受众是精英社会边缘或之外的人，如孩子和家仆。在这些诗中，杜甫以帝国内部人士的姿态自居，将精英中华文明输入南蛮之地，带给他在此地的仆人和奴隶（几乎可以肯定是文盲，有的还不是汉人），或者把中华文明的教导和价值观传给自己的儿子宗文、宗武。就像《园官送菜》和《种莴苣》一样，这种试图连接边地夔州家庭事务与帝国中心价值观的努力，把这些价值观伸张到了极限：课伐木
课隶人伯夷、幸秀、信行等入谷斩阴木，人日四根止，维条伊枚，正直侹然。晨征暮返，委积庭内。我有藩篱，是缺是补，载伐筱簜，伊仗支持，则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撑突。夔人屋壁，列树白菊，镘为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忧害马之徒，苟活为幸，可嘿息已。作诗付宗武诵。长夏无所为，客居课奴仆。
清晨饭其腹，持斧入白谷。
青冥曾巅后，十里斩阴木。
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
尚闻丁丁声，功课日各足。
苍皮成积委，素节相照烛。
藉汝跨小篱，当仗苦虚竹。
空荒咆熊罴，乳兽待人肉。
不示知禁情，岂唯干戈哭。
城中贤府主，处贵如白屋。
萧萧理体净，蜂虿不敢毒。
虎穴连里闾，堤防旧风俗。
泊舟沧江岸，久客慎所触。
舍西崖峤壮，雷雨蔚含蓄。
墙宇资屡修，衰年怯幽独。
尔曹轻执热，为我忍烦促。
秋光近青岑，季月当泛菊。
报之以微寒，共给酒一斛。
这是一个有难度的文本，尤其是诗序，故意模仿古代《书经》古奥的帝王修辞。我们在思考受众问题时应该把这个文本的难度牢记在心，因为杜甫诗中提到的受众是大概不识字的奴仆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幼子宗武。宗武受命对家仆诵读这首诗，很像地方官员对当地民众宣读圣旨。这里的言下之意明白无误，杜甫自诩为某种帝国中央，他整顿荒野秩序，评价臣子的贡献，向南蛮之地传播中华文明。然而，这种“诗人殖民者”的想象不符合诗中描述的实际活动，这与其说是中华文明的扩张，不如说是诗人自己遵循夔州的地方习俗。同样重要的是，这首诗的语言过于古奥，那些受众很可能理解不了，这让杜甫扮演的皇权成为一场奇怪的闹剧。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如果宗武真的把杜家的奴仆排成一列，努力向他们朗读这个文本，那场面一定很可笑。此外，本诗用另一种途径试图把诗中的苦差事与精英文化联系在一起，而这里奴仆们能不能理解也是一个问题。诗人在诗的结尾处提出承诺，要在几个月后送这些辛勤劳作的奴仆一斛酒。对杜甫来说，这个提议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即邀请仆人加入聚在一起喝菊花酒的汉族精英群体，庆祝重阳节。实际上，杜甫邀请他们代替原本在重阳节共饮的家人和朋友，但这些奴仆能否理解或特别感激杜甫的提议，这一点值得怀疑，尤其考虑到他们一定不熟悉这个提议所模仿的诗歌套路，如王维诗所言：“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对这些奴仆来说，在夏日骄阳下劳作一整天，几个月后再得到一斛酒，这个承诺可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杜甫似乎很清楚这些问题，因为这首诗主要围绕中华文化象征力量（symbolic power）的局限性展开。古奥的诗序试图掩盖诗人对这个文化落后地区风俗习惯的接受，而他承诺的友谊和菊花酒试图掩盖他作为一个贫穷贵族和仅仅是名义上的帝国官员所固有的问题，即他不再能像年轻时那样自信地假定自己对仆人拥有控制权。杜甫能否继续保留和管控奴隶，取决于他与帝国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取决于他在夔州时的恩主柏茂琳。也许杜甫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诗中称赞柏茂琳为官贤能，辖区内“蜂虿不敢毒”。但是，虽说柏茂琳治理有方，杜甫还是对自己的安全似乎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嘿息”而已。他担心自己和“无良”生活在一起（“害马之徒”一词，只有通过反讽地缩减其传统喻指，才能指代老虎），于是加固自己的墙壁来抵御暴力侵害。在这个语境下，杜甫形容柏茂琳“处贵如白屋”，其所指可能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这行诗的主要意思确实是说柏茂琳待人和蔼谦逊，但鉴于杜甫正忙于加固自己的“白屋”，言外之意也许是说，不管柏茂琳身上有什么中华文化的美德，都可能成为老虎口中的食物，成为地方叛乱和民族起义的炮灰，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已经目睹过太多次了。因此，从基调上看，这是杜甫最复杂的诗歌之一，时而自夸，时而自嘲，时而自怜，时而慷慨，时而愚钝，既信任帝国庇护的恩惠，又感到叛乱的隐忧。这里，我们远离了中唐的封闭式园林，远离了私人领域的舒适或者越轨的幽默。杜甫太清楚自己对帝国的依赖了，哪怕他的身体远离帝国中心，哪怕他越来越意识到帝国价值观对夔州的自己毫无用处。因此，这首诗中荒唐的帝王修辞不只是一个笑话，笑话自己年轻时习得的价值观与现在所过生活之间的脱节。这种修辞还是一种承认，承认儿子们的安全取决于父亲掌握的文化知识。然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儿子们流亡、贫穷和忙于家务劳作的一生中，父亲很难把这些知识传授下去。如果杜甫在夔州的处境如《课伐木》中写的那样不安全，他家人的处境就更加堪忧，因为身处这个既无财产又无亲戚的帝国边地，只剩下他们父亲为柏茂琳社交应酬写作高雅诗的能力能让他们免于贫困了。因此，本诗要求宗文从高雅文化先例的角度来思考家庭事务，这既荒谬，又很严肃。这家庭事务是眼下维持家庭生活的必需，而当杜甫去世后，高雅文化的先例就要成为孩子们生存的必需。杜甫没有任何有形资产可以传给孩子，他唯一重要的财产是诗中蕴含的文化资本。而且，他也强烈意识到，动荡和贫困的处境让他很难把这个文化资本传承下去。汉族精英父亲一般不会写诗给孩子讲修建鸡舍的正确方式。和全世界掌握文化资本的人一样，他们一般都会依靠自己生活和运作的环境给孩子提供足够的训练。但在夔州，杜甫很少有机会通过自身活动来展示高雅文化的价值。他的孩子可能比他小时候拥有更少的资源，却承担着更琐碎的家务责任。因此，写诗和孩子谈论如何应对这些家庭事务，既是对家人脱离高雅文化社会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又不可避免地推翻了这种解决之道。
谢时臣《杜陵诗意图册》之一，故宫博物院
杜甫的儿子并非他成问题的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无论是中唐以来的私人主体性作家还是宋代以来认为杜甫将破碎世界维系在一起的评论者，他们都从杜甫对高雅文化理想和家庭事务的并置中收获了一些东西。中唐作家继承了杜甫对这两个领域不协调性的体认，评论家则强调杜甫对于被帝国深刻影响的生活领域的认识经常被忽略。但我认为，总体说来，无论是杜甫在诗作方面的继承人，还是在诗评方面的继承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诗中自我意识的全部复杂性。就此而言，杜甫在《催宗文树鸡栅》等示子诗中对自己遗产的关注可谓有先见之明。他对文化传统的参与既过于空洞，又过于丰富，无法简单地传承下去。在本章讨论的这些诗和其他写于夔州的家务诗中，杜甫与帝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有了反讽的意味。只要杜甫坚持保持自己与高雅文化价值观的关联，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用力过头（overreach）的荒谬。一旦意识到自己用力过头的荒谬，杜甫就会承认自己仍以一种更微妙、更悲观的方式依赖着帝国的等级制度。一个菜园、一间鸡舍只能作为反讽的帝国，但杜甫嘲笑自己诗中把琐碎家务高尚化的荒谬，又反衬了他在夔州的不安全感，使得这些诗歌在悲剧和喜剧之间无休止地切换。杜甫既不能安全地置身于公共世界，又不能逃入一个安全的私人领域。这样一来，他就夹在了“中间”（in-between），而这个状态反映了他在帝国边缘的阈限地位（liminality），他作为拥有奴隶的流亡者在不断延宕回家的旅程。这些诗只是杜甫全集叙述诗人一生中对帝国的思考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一小部分。这场叙事结束于杜甫在湖南病逝的770年，但杜甫到了去世的那一天还没有解决我们在此探究的复杂问题。那么，除了欣赏诗中精致的古怪以外，如果说这些诗作中有值得我们珍视的遗产的话，这遗产倒不在于杜甫坚守或抵抗中古时期中华帝国对个体的要求。杜甫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于，他意识到了意识形态中的疏忽、荒谬和不公——尽管这些意识形态成就了唐朝在自己年轻时的相对繁荣，尽管他到晚年仍然依赖这些意识形态所支持的帝国，尽管这些意识形态支持他毕生实践的精英艺术——而大多数受惠于此意识形态的同时代人意识不到的这些问题。九家读杜诗
田晓菲 主编
ISBN：9787108074072 定价：72.00元
本书仿照宋人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而名为《九家读杜诗》，由田晓菲主编，收录宇文所安、艾朗诺、倪健、王德威、罗吉伟、陈威、潘格瑞、卢本德等九位学者，从九个角度对杜甫诗作进行细读的文章。呈现出杜诗中地方与帝国、政治与个体、宗教与文学间的微妙张力，并将文本阅读延展到诗歌和视觉艺术、传统和现代等话题上，触及到当代对杜甫接受与再造。
九位作者虽然角度各异，却一并致力于发掘“埋没”在“儒家诗人”窠臼下的杜甫的真实形象。书中尤其重点讨论了安史之乱前后，杜甫飘零在夔州的作品。在远离长安故居的同时，杜甫也与精英文学机构产生了距离，这反而让他成了一个先驱者，为中国的诗歌话语引入了新形式：对日常现实、家庭生活的细节性关注，反映出与“诗圣”“诗史”绝然不同的、另一种复杂的诗人形象。
田晓菲作品系列四种
收入田晓菲2000—2016年写作的四部中古文学研究专著：《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文化》《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在文本细读中寻觅被选择性遮蔽的文化信息，再现文学与历史被建构的过程，呈现另一种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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